然而，與此同時，學生在我城仍然受到社會的種種批評和非議。參與運動的學生固然遭受保守人士和政權的猛烈抨擊，而一般學生亦須承受著教育制度，乃至整個經濟制度，社會結構所帶來的壓力。正如本地學者許寶強先生的新作《缺學無思：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》中指出，『要移除這些阻礙學習的因素，需要政治、 經濟的改革，這亦是學生發起罷課、爭取真普選的目標，因為假的普選將令政治權力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、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，最終將導致更多人喪失公平學習的機會。』【1】由此可見，教育制度的好壞並非只取決於教育範疇，而是與其他的社會文化制度息息相關。
許寶強引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）的話：『學習的意思是指：當重要之物趨近，你必須盡力作出回應。』【2】換言之，學習是以開放的態度，聆聽外界的事物，並作出適當的回應。但是，在香港壓力如此大的城市中，學生早已被沉重的課業內容，過多的期望與管制所束縛。學生在學校中更多的反應其實是『沒有反應』，也就是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 所言的『缺學無思』（thoughtless）。而在教改下，教師也在一片缺乏清晰目標、行動方針的教育綱領下模索而行。要理解這一切，就得梳理主導香港教育和文化發展的政治和社會條件，看看不同的力量如何制肘教育的發展。這正是許寶強在書中的工作。
許寶強追溯歷史，指出香港教育面對體制中的殖民慣性，教育政策一向偏向務實，甚至犬儒 。這種務實與犬儒的交錯，使得政府官員、教師和學生都無心於教育及學習的工作上。對學生來說，苦悶、恐懼的情感可能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，而政策構思者卻沒有注視這些部分，反而把焦點放在無意義的儀式化中，如推廣『7個學習宗旨、8大學習領域、9種共通能力、多樣的價值觀和態度和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』【3】如此，學生和教師的精力都被虛耗在不同的事情中，就像齊澤克（Slavoj Zizek）在解釋犬儒主義所言:『他們知道，他們實際上只是跟隨一種虛幻，但仍然，他們正在這樣做。』【4】
在書中，作者在剖析教育工作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後，沒有給予一個清晰的答案教導我們如何面對。反而，作者從這裡引出批判教育學（critical pedagogy）的視野。巴西批判教育學者保羅．弗雷勒（Paulo Freire ）認為教育不是要求學生重複既有的答案和知識去回答問題（answering questions），而是要鼓勵同學質疑及超越舊有的答案（questioning answers），並從行動中學習。如此的教育，弗雷勒稱為『希望教育學』（pedagogy of hope），一種能夠以人為本，帶給老師和學生希望的教育。【5】在筆者眼中，許寶強的願境，也是如此。
香港的教育問題和困境千頭萬緒。然而，在老師和同學對社會變化越來越有感觸的情況下，我們亦應該期望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的到來。我們應該如此，我們值得如此。
【1】許寶強：《缺學無思：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》，前言，p.6。
【2】Heidegger, Martin. (1976):What is called thinking？
【3】同註1，46頁。
【4】Zizek, Slavoj.(1989):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,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n.
【5】參看Freire, Paulo(2000):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,New York and London: Continuum
書目：《缺學無思：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》
作者：許寶強
出版：牛津大學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2015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