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另載於評台9-6-2014:http://www.pentoy.hk/%E7%A4%BE%E6%9C%83/e329/2014/06/09/%E6%95%99%E8%82%B2%E5%B7%A5%E4%BD%9C%E9%97%9C%E6%B3%A8%E7%B5%84%EF%BC%9A%E6%87%89%E8%A9%B2%E8%AE%93%E3%80%8C%E4%BD%94%E9%A0%98%E4%B8%AD%E7%92%B0%E3%80%8D%E4%BD%94%E9%A0%98%E6%A0%A1%E5%9C%92%E5%97%8E/)
近一年多，「佔領中環」已經變成香港最引人注目的新聞。議題的滲透力已廣達社會各階層，甚至連教育局的高層都需連番為「佔中」定性，警告學校、教師及學生。繼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警告學生切勿參加「佔中」後，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兩日前亦警告，學生不單不應參加「佔中」，甚至連聲援及觀察都不應該做。
教育界常有一個迷思(Myth)，認為我們應該「讓教育回歸教育」，意思是教育不應沾上政治。政治是成人世界的事情，學生尚未成年，故學生毋須，亦不應接觸大量的政治議題，以免污染他們純潔的心靈。這情形即反映在教育局高層的連番聲言中。
但當我們細心觀察，便會發現當局的「關心」及「去政治化」(de-politicization)是多麽的空洞無力。通識教育的興起，鼓勵學生多關心時事、政治。過去數年的公開考試，便曾經出現大量關於「拉布」、遊行，行政立法關係的政治性題目。假如教育應該「去政治化」，則負責出考試卷的老師亦必難辭其咎。
問題不在於學生有否政治立場，是否會參與「佔領中環」的行動。而是作為人民利益紛爭的仲裁者——政府，能否合理地捍衛公民的各種權利，包括《國際人權公約》列出的種種權利。然而，與此同時，我們亦必須緊記，政府從來都不會是中立的仲裁者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(Derrida)曾經言道：
任何機構，與機構的種種關係，都要求或多或少的，在該領域中預先採取某種立場：採用某種解釋，在有效的領域中佔據一個位置，接納某一種立場。因此，在教學中，並無任何中立或自然的立場。(1)
德里達所講的，我們並不感到陌生。考諸政府推行「國民教育課程」時的用心便應該暸解。當政府不斷宣傳「佔中」是非法行為，學生及教師都不應該參與，甚至「觀望」時，這正正違反了教育的「啟蒙」(Enlightenment)理念。問題在，「法治」的概念是甚麼意思？「民主」是甚麼意思？德里達寫道：
當與學生在一起時，教師必須使自己成為知識系統的代表...但這系統卻是無時無刻階層化(hierachized)，而且趨向於不斷進行階層化。(2)
也就是說，在德里達眼中，教育機構絕對有可能會為了操控及延伸其既有的權力(power)，而犧牲掉學習的目的和理念——「啟蒙」。而這正正是當下香港教育發展的瓶頸與阻礙之一。
讓我們回到香港。既然通識教育的理念之一 是：
「‧培養學生成為有識見、負責任的公民，認同國民身份，並具備世界視野；
‧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，並成為能夠批判、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。」(3)
我們必須反問政府，學生不應參與「佔中」，甚至連聲援及觀察都不應該做的道理何在？如果按政府、議員就「六四事件」的常用口吻：「因為無客觀證據，所以不評論」，那麼，「佔中」既未發生，也不知如何發生，政府有何理由就事件發言？政府又有何理由禁止老師、學生討論、觀察、聲援、參加「佔中」的種種行為？除了赤裸裸的政治打壓，這還能是甚麼行為？
教育的目的在於啟蒙，教師的工作在於向學生指陳事實，協助並引導學生思考、分析。「佔中」議題牽涉的課題甚廣，包括政治理念、政治制度、法治、公民權利、發展等等議題，實在是難得的通識課題。在「佔中」議題上，老師只要客觀鋪陳雙方觀點，讓學生就議題發酵、醞釀、辯論，則庶幾盡了老師的責任。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反省，又豈是老師、政府或局長所能局限和操控？更何況，根據「和平佔中」行動的要求，18歲以下的未成年學生，根本無資格簽署佔中意向書，也就是無資格參加「佔中」的核心行動。局長的警告和「提醒」，實在是弄錯了對象！
通過德里達的反省，我們知道政府從來不可能是中立者，也就是不可能只關心學生、老師的福址利益而無其他政治考慮。用政府的口吻，我們應該爭取「讓教育回歸教育」，讓老師自主運用其專業判斷，讓學生通過反省，發揮批判能力檢視其與社會的關係，檢討「佔中」的種種議題。同時，積極地反抗政府空洞而帶有威脅的言論，駁斥政府的種種荒謬，捍衛教室自主及教師尊嚴，正正是吾等應盡之責。
註(1) Derrida, Jacques, <Where a teaching Body Begins?>, in <Who's afraid of philosophy?>, p.69(2) 同上。(3)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：《通識教育科：課程及評估指引(中四至中六)》，頁2，2007年。
